其二，法治思维的主观基础是人脑的中枢神经系统对法治的反应能力。
（六）秦文方法和逻辑瑕疵导致了对权利、权力的财产内容的认识偏差 秦文写道：法权理论……实际上仍有相当大一部分权利或权力与财产的关系没有得到证明。就真实的法学史来看，区分权利与义务、权力与义务，虽然也不能说容易，但从来不是很困难的问题。
也不能解释具有强制色彩的权利到底与权力如何界分等问题。[19] 童之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我以为，这是一个数百年来中外法学界都没有解决好的第一号法学难题，它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权利和权力本身和它们两者关系的认识。公共财产-公共财产负值。[21] 童之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在法权说实际遭遇冷冻式应对策略的学术背景下，任何质疑、批评法权说的学者和作品，都实际上参与和推动了权利本位复兴范式向新的法学基础理论模式（不一定是法权说，此说只算应选者之一）的转型。在我看来，导致秦文如此批评的，有法权说当年论述不充分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秦文作者没花足够工夫阅读和消化那些原本基本写清楚了论著，因而产生了误解。现实中的人是从极恶到极善的连续分布，大多数人都是既不极善也不极恶的人，也就是一般人。
人们自然认为自治型法治与国家强大之间有因果关系，自治型法治也就拥有了话语霸权，自然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采用自治型法治模式，似乎只有这一种法治模式可以选择。执政党既是共产党革命的阶段性结果又是不断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通过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限制本应是最强者的政治权力，使得政府保持中立或者软弱，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强者即资本成为最强者。有些人在加入共产党时思想和能力可能都达不到要求，但通过伪装或欺骗加入了共产党。
然而，先进有一时先进和一直先进之分，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将来先进。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
西方国家的政党的任期都是有法律规定期限的。中国共产党的德性特征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认同，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共产党人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相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2.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宣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现行宪法总纲第五条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有些法律人主张现代法治与政治无关，将资本主义法治看作客观的、科学的、中立的、因而是普适的。7. 胡云腾：《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独立公正司法》，《红旗文稿》2014年第23期。将党内法规从国家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是因为党内法规有不同于国家法律的特点：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是领导党，所以党内法规比国家法律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比国家法律要求更严。
党员毫无疑问也适用国法，但这个时候是以公职人员身份适用，而不是以党员的身份适用。资本主义制度倡导管得越少的政府是好政府，政府仅仅是一个保护性机构，其核心功能是提供保持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框架，使公民能够按照自认为最好的设想安排其生活。
中国共产党一身两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中国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其代表们也参与到国家政权中，无党派也参与国家政权。
2018年宪法修正案之后，中国共产党便不存在良性违宪的可能了，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做的变革都符合宪法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变革性与法治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党内法规的灵活性来解决。党的执政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国家权力机关、掌握国家政权、从事对整个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
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区分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就应该成为该国人民的先锋队。
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总纲第一条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原则是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
中共党员干部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假设不应该是点思维（要么恶要么善），而应该是区间思维（从恶到善），由此决定了法德共治的正当性：法治主要抑恶，德治主要扬善。
4.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社会主义政治将民主政治回归为德性政治，政治人回归为道德人，而非经济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所以是领导党。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的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与我国八个民主党派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探索过资本主义法治道路。如果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没有必要另外制定一套党内法规。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党内法规范围内活动。
从各国法治经验来看，并非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在国家政权中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仅要有愿望而且应该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可谓说出了消极自由权的核心。
社会主义国家走自治型法治道路就必然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否定自治型法治道路。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遵守与国法并行的另一套规则，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宪法、党章和党规范围内活动，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保证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肆意侵犯社会群体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共同体的自由与个人的绝对自由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可能是纯粹个人主义式的，只能是一种处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
由此，依规领导使得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原则既不是德主法辅也不是法主德辅，而是德法并治、德高法低、先德后法。
